武汉小学生被撞亡引发网暴，母亲跳楼身亡，社会同理心何去何从？

最近关于武汉一条社会新闻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某小学生被老师在校区内开车撞亡。随后，受害者母亲据说因网暴而跳楼身亡。

我没有看过太多相关报道，但根据自媒体人如六神磊磊等大V提供的信息（相关截图），还不能完全证明网暴与受害者母亲跳楼的直接关系。诚然，我也不能证明两者存在直接关联。毕竟线索不等同于证据。

根据某些阴阳怪气或冷嘲热讽的网民留言来说，该事件背后充分地展现出一个极其缺少同理心的社会。这才是更可怕的。

(资料图)

一个严重缺少同理心的社会，受害者的打击面不可估计，这次发生在武汉，下次悲剧可能在任何一个大中小城市上演。或许，它已经以不同的程度在天天上演，只是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而已。

为什么某些社会严重缺乏同理心，某些社会则不那么严重？

到底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今天的现状？

近几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不完整，但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1

很多年前曾看到过一篇美国学者就中国留守儿童的实地调查报告。其中一个结论是，留守儿童跟其他同龄人对比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相对缺乏同理心。

就全国范围而言，即使没有上亿，最少也有上千万留守儿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基数。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留守儿童都缺乏同理心，而是从概率来说，他们当中缺乏同理心的比例大概率要高于其他同龄人。

六一儿童节刚过去不久，当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截止今日，依然还有超过一亿的儿童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这意味着，今后还有庞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即潜在缺乏同理心的大队伍正逐渐进入社会。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许我们的社会学家并没有正视该现象的弊端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先抛开对错不说，留守儿童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副作用。

总之，缺乏同理心对塑造网暴的萌芽与壮大提供了肥沃土壤。

02

自此次武汉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对受害者母亲的各种阴阳怪气的议论与阴暗的猜测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

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只是很多人——尤其是对本身就缺乏同理心的人来说——没在意而已。

大部分读者应该都还记得去年日本首相遇害的事。当时有多少网民在狂欢，在庆祝，如同自己中了彩票。这其实也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再比如，前不久德国驻华大使馆作为唯一一家大使馆在微博上发推文吊唁北京医院火灾的受害者而遭到不少网民阴阳怪气的“围攻”。这也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率。然而，很多人依然觉得这压根就不是什么事。

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上海复旦大学学者沈逸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关于对比印度和中国的推文。这还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当然，缺乏同理心的不局限于部分潜在留守儿童（只是概率相对较高），我们的一些专家也这样，比如一位姓李的“专家”在某个场合表示，“死几千人相等于没死人。”

不知大家察觉没有，每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对国外的人与事做出一些缺乏同理心的评论时，很多人都觉得很正常，没什么人觉得哪里不妥，原本就应该这样。人们总自豪地误以为，这都是他们“应得”的。

同时，当部分具有同理心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批评这些不妥的行为时，自己反而遭到恶意围攻，还常常被人“戴各种帽子”，例如“跪久了都不知道怎么站的”等等。大家应该对这些语调都很熟悉。

我在过去常常强调，想要做到“精准仇恨”是不可能的。它迟早也会侵蚀我们。当恨美、仇日和反西方言论成为一种被默认的政治正确时，它最终会形成一种惯性，迟早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当我数月前发表关于德驻华大使馆因一条吊唁推文而遭到“围攻”的文章后，有部分读者（不是我的真实粉丝，而是专门找机会损我的黑粉）给我私信，他们直言不讳地说: 就是想恶心一下德国驻华大使馆。

我相信，任何一位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员工都不会因这些 “恶心留言” 而想不开，意图从大使馆大楼跳下去，甚至都不会感到被 “恶心”，但有可能会改变对中国网民的看法。

03

在过去几年，我曾经写过多篇文章介绍关于德国面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比如通过立法来应对仇恨言论（Hate Speech）。

当时我也遭到某种程度的 “网暴”——自我开公众号以来，一直都被各种人网暴——但有时候还是让我感到惊讶，我跟他们素未谋面，他们对我的恨意到底是怎么来的？

当然，面对这类网暴，我也有我的应对方式: 就当自己放了一个屁。很抱歉，我不应该这样侮辱我的屁。健全的人都会放屁，但这些意图恶心一下我的人比屁还要低两个档次。我估计，稍后会收到很多连屁都不如的“暖心问候”。对我而言，拉黑一个、一对或一群 “屁民”，我都不会眨一下我的小眯眼。

自武汉事件后，很多人发表过反对网暴的言论。我也听很多人在谴责那些实施网暴的网民，实际上是谴责那些严重缺乏同理心的人。

这些呼吁和谴责声是有必要的，但远远不够。缺乏同理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把它当回事。在他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里，他们甚至会理直气壮地觉得，“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又怎么啦？”。他们的态度不会因此而回心转意，只能通过公正的法律手段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不断提高或保证社会最低的同理心水平。一个同理心高的社会会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博爱，尤其是弱势或心理素质偏低的群体。

诚然，这需要时间，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即便是出台反仇恨言论法七年的德国也没做到，还在继续探索与规范。

遗憾的是，因国情不同，我们很难通过效仿德国版的反仇恨言论法来助推同理心的提升。

反仇恨言论法意味着大家今后都不能对国外的人与事像今天这样无限制地评论。

每个社会都需要适合自己的界限来平衡与遏制网暴。如果一个社会的同理心能普遍得以提升，网暴的现象也会相应下降，最终受害者数量也会减少。

首先要提高全民对此问题的意识，达成某种符合我们国情的共识，然后再通过立法者出台相关法规来明确规范，进一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惩罚加害者的行为。

因此，让更多谴责网暴和缺乏同理心的声音来的更猛烈一点，再响亮一点，让这些声音传遍大江南北，穿梭大街小巷。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个人感想。同理心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性）问题，我当然无法系统地解释清楚。希望能够提供大家一些不同的参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