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宜昌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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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1938年宜昌。江面上，轮船木船云集于此。码头上，大批的工人们扛着沉重的物资准备运上船沿着三峡险滩开往重庆。现场气氛一片紧张，天上不时的有日军飞机飞来，在江面上来回扫射。但是现场搬运的工人和船上的船员们毫无畏惧，依然抢运着物资。因为他们知道，这批物资和人员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938年10月21日，湖北省，武汉。

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广州的电报：日军第21集团军已占领沙河，突入广州市区，广州沦陷。

此时，从6月开始打响的“武汉会战”也已进入了尾声。在这场堪称是整个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前后投入约100万人，血战四个月，让日军“一战定乾坤”的迷梦一碎再碎。

但广州沦陷，意味着粤汉铁路已被切断，地处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交界处的武汉，战略价值进一步降低——更没有死守的价值了。

在南京保卫战之后，蒋介石在血的教训面前已经明白一点：保留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才能保留住和日本人在战场上博弈到最后一刻的筹码。

所以，武汉必须放弃——事实上，中国军队各路有序的撤退，早就开始进行了。

不过，武汉一失，一座在它西面只有300公里路程的城市，就立刻被顶到了日军兵锋的最前沿。

这座城市不算大，却地处长江的咽喉，是挡住日军侵入中国四川大后方的门户。

更关键的是，在华北、华中、和华东各大政府机关、高校、工厂向四川迁移的过程中，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和集结地，三万多待转移的人员，近10万吨转运过来的战略物资和大批工厂机器还都积压在这里，等待转往四川。

这座城市，就是宜昌。

一旦日军占领宜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宜昌的地理位置

1938年10月23日，湖北，宜昌。

此时的宜昌城，已经一片混乱。

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各条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各种从前方撤下来的公职人员、高校教授、学生、难民以及身穿军装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一个消息：

“何时能上船走？”

而在城外的江边，密密麻麻堆放着从前方各地抢运撤回的各种物资和器材，其中不少都是国家兵工工业、重产业和轻产业的全部家当，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工业和经济的命脉。而负责押运和看护他们的人也在急切地问一个问题：

“何时能上船走？”

当时宜昌城内的景

为什么一定要上船走？

其实道理很简单：“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在当时，别说进四川的铁路，连公路都很少，绝大部分必须走长江水道。而过了宜昌之后的长江三峡航道滩多又浪急，弯多且崎岖，1500吨以上的轮船都不可能朔江而上，所有大船只能都在宜昌下船“换乘”，才能顺利沿江进川。

所以可想而知，宜昌城内各个轮船公司的售票大厅，在那些天里是怎样一个人声鼎沸——一票难求。人群中有焦急的，有惶恐的，当然也有愤怒的，有押运器材的军官甚至拔出了手枪，对着卖票人员怒喝要“军法论处！”

也就是在这一天，在宜昌怀远路上的民生轮船公司接待大厅，走进了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嘈杂的景象，清了清嗓子，对大家喊道：

“今天，请大家都回去，每个人都回去！我们明天见！明天肯定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嗓子：

“你是哪位啊？”

那位中年人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卢作孚。”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合县的一个普通小商贩家庭。

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卢作孚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但他非常刻苦，自学了数学和英语。他在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23岁当了成都《群报》的记者，26岁就成了《川报》的总编辑。

1925年，信奉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卢作孚花上了自己全部积蓄，外加别人的赞助和借款，凑了8000元购入一条70吨的小客船，成立了“民生实业公司”。

卢作孚

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卢作孚展现了超一流的经营能力和魄力，提出“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率领民生公司完全统一了长江上游的航运，将所有外国航运公司全部挤出了市场。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接近1.9万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称为“中国船王”。

但卢作孚做航运的目的并不是发财，他在成立民生公司的那天就提出了他的目标：运输救国。

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1937年的淞沪会战期间，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都集中了起来，在两个星期内将川军四个师和两个独立旅的数万名官兵从四川运到了宜昌。南京沦陷后，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他动用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力量，一起帮助政府从前线往后方运设备，运物资，运伤员，包括运出大批从故宫迁出的无价国宝。

在对员工发表演说时的卢作孚

蒋介石曾经以“抗战”为名，要求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所有船只都交给军政部统一调配，但卢作孚通过多方面渠道化解了这次“侵吞危机”，而他说的道理最终也让蒋介石挑不出毛病：

政府在内河航运方面，并不比民营公司更有专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硬性摊派也不可能激发各个岗位参与人员的积极性，最终如果耽误了抗战运输，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拍板决定：

从宜昌撤退运往四川的物资和设备，民生公司只按平时十分之一的价格收费；公职人员半价收费，儿童免费。

这其实等于是卢作孚自己在倒贴了——光转运物资一项，经测算，就减少了400万元利润。

但卢作孚这么做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他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就对全体民生公司的员工说：

“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所以，在10月23日这天晚上，卢作孚召集了公司所有骨干，通宵开会。

卢作孚先是做了表态，也是下了“死命令”：

民生公司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滞留在宜昌的人群和物资都转移到四川去！

但包括卢作孚在内，大家都知道：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长江，是有“枯水期”的。

从10月24日起，满打满算，最多还有40天就将进入长江的“枯水期”了。

一旦进入“枯水期”，长江上游的水位就会直线下降，届时就算有神仙帮忙，运送大型机器的船只也无法通航了。

而事实上，即便是在非“枯水期”，一艘轮船从宜昌到重庆，上行（逆流）需要4天，下行（顺流）也需要2天——往返一次需要6天。而当时民生公司手里一共只有22条船，以他们的运力，哪怕再加上一些帮助，要运走滞留宜昌的这些人和物资，按常规，也要花上一年的时间。

怎么办？

卢作孚想来想去，只能用上民生公司之前创造出的“三段式”运输。

所谓“三段式”，就是根据长江上游各航段的水流特点和轮船的载重和马力，将整个航运路程分为三段：

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是第二段；万县到重庆是第三段。

大部分的一般货物，由轮船从宜昌运到三斗坪就卸货，再由其他船只转运到万县，再转运到重庆；重要的物资和大型机器，由马力足的公司大船直接从宜昌运到重庆。此外，从重庆出发的船，再满载补充的兵员顺流而下，去支援抗日战场。

换句话说，就是将民生公司的每一条轮船根据特点吃透用透，然后精细化投入到长江上游的三段航道中，将运力发挥到极限。

民生公司的轮船

“三段式”运输法确立后，大家心里有了一些底，但卢作孚知道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已经不可能再用平常的运作方式了。所以，他还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一，他亲自挂帅，在盘清各单位物资详细情况和人员情况后，由他来决定轻重缓急，谁先走谁后走。哪家如果不服来催，一律推迟装运；

第二，夜晚码头装卸，白天航道航行，所有流程全部7X24小时进行；

第三，取消所有轮船“卧铺票”，包括二等舱也一律只卖“座票”，贵贱平等，床铺一律坐人，将人员运力至少提高一倍。

在所有措施和任务都布置下去之后，已经是10月24日清晨了。

此时，第一艘民生公司的轮船已经安排妥当，拉响了汽笛，满载着货物和人群，慢慢离港。

从船弦栏杆处，伸出了很多孩子的小手，向在码头送行的人群挥舞告别。

他们是被从前方被保护转移来的数百名抗战中的战争孤儿——卢作孚决定，优先让他们第一批免费登船。

在船上向码头挥手告别的孩子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甚至唱起了学校里老师教他们的儿歌，童音回荡，码头上的大人们无不动容。

而站在不远处的卢作孚，更是热泪盈眶。

中国的未来，从来不会，也不可能断绝。

一场期限只有40天的“生死大转移”，就这样开始了。

晚上，在宜昌的码头上，民生公司的各种泵船、起重机、吊机都已准备就绪，检修人员、码头工人和乘客也都随时待命。一艘船靠近，各项工作立刻有条不紊地展开，装货，卸货，检修，下船和登船，汽笛声、机器的轰鸣声混杂着码头工人有力的劳动号子，通宵达旦。

白天，在长江上游的各个航道上，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外加2艘其他的中国船只，还有1000多艘木船（也是民生公司花钱征用的），满载物资和人员，来回穿梭，有时还要规避上空日机的轰炸，炮火声、马达声夹杂着纤夫拉船时的低哼的船工号子，不绝于耳。

抗战期间长江上游拉纤的纤夫们

回忆这段岁月，卢作孚曾写道：

“这一年，我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回到宜昌的第一天，他就把自己宿舍的床单撕了下来，在上面写了两行字，悬挂了出来：

“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

而在那40天里，卢作孚就住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守着一台24小时不间断发报的发报机，所有的电文他都亲自一一审阅和批示，这样才能了解到整个物资转运的最真实情况。

为了避免日机轰炸造成损失，卢作孚在长江上游各航段增设了多个码头，购置了大批泵船和起重机等装卸设备，还雇佣了数千名纤夫帮助船只通过难以航行的航段。

而卢作孚可以亏待自己，却绝不亏待他的员工。

从转运开始，卢作孚就做出规定：凡是跑从宜昌到三斗坪这段最危险航段的员工（因为有日机轰炸）；工资一律提高到平时的三倍，跑三斗坪到万县的员工，工资一律提高两倍。

在长江航道抢运物资的民生公司轮船

每到傍晚乃至深夜，卢作孚总要亲自去各个码头视察，了解到这一刻有哪些物资正在被哪些船装运，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站在码头边，看到忙碌的景象，他曾有过一段真实的记录：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

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

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

在卢作孚看来，这些声音不是简单的声音：

“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1938年12月底，长江“枯水期”如约而至。

而此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已经如约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万多人员，9万多吨物资，基本上已经全部转运完毕。

在宜昌撤走最后一批物资的那一夜，卢作孚一个人来到了码头。

一夜之间，原本喧闹的宜昌码头安静了下来，而曾经堆积如山的货物也已经不见踪影。

看到“人财两空”的码头，卢作孚是感到欣慰的，而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资料显示，截止到宜昌沦陷前，卢作孚指挥他的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达到100余万吨。

其中，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有6.4万人，含大厦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以及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院校的师生。

而那些被转运的专家和工人以及所属的物资和机器，隶属的部分单位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等。

卢作孚不仅帮助转运，还帮助重建。

河南的中福煤矿公司，从豫北撤到宜昌后无力再转运，民生公司投入一切力量将他们的设备、器材和人员运到了重庆与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合并，这家公司后来供应了重庆一半以上的燃料；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因为时间仓促，只搬出了织布机，在卢作孚的牵线下帮助下，与重庆北碚的三峡染织厂合并，后来成为后方最大的纺织厂。还有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转运后经营困难，卢作孚都是在危难时刻给他们注资，让他们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工业企业。

重庆北碚天府煤矿公司的矿井，在整个抗战期间日夜运作

而民生公司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仅仅在40天的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就有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被炸沉船只16艘，被摧毁和损坏的码头、厂房、仓库以及各种机器设备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对遇难和致残的员工都做了高额的赔偿和妥善的安置。事实上，即便在炮火连天的转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对转运货物发生的遗失和损坏，也都会进行协商和做出赔偿。

宜昌大撤退时民生公司牺牲的员工名单

但卢作孚毕竟也是一个企业家，他也要对公司股东员工负责。

1942年4月8日，卢作孚在民生航运公司举行的股东大会上当众哭了出来，说自己对不起公司的全体职工和股东。

他的好友黄炎培也在现场，听到后当场挥毫：

“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股东对得起国家。中华复兴之日，就是公司复兴之日！”

黄炎培确实说得没错。

那些由民生公司协助抢运入川的人才和物资，是当时贫弱的中国仅剩的最后一口元气。尤其是那些很快又建立起来的兵工、炼钢、工矿企业，很快恢复了生产，之后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发，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数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这些都成为了中国人能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力保障和后盾。

而日本方面也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发出感慨：

“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年）在攻占武汉的作战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当时著名的记者徐盈曾这样形容：

“中国的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没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因为，无论从人员的组织素质还是设备条件，中国都要差很多。

中国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军事将领，而是一位从来没有从事过战争的实业家。”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2、《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卢晓蓉，《重庆政协报》，2021年4月22日）

3、《宜昌大撤退历史考证》（孙金，《炎黄春秋》，2020年08期）

4、《卢作孚》（朱培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

5、《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袁清，《湖北档案》，2015年Z1期）

6、《中国抗战史的1938年宜昌大撤退》（柳作林，李敏昌，《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年02期）

7、《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郑昆，陈维灯，《重庆日报》，2013年4月1日）

8、《悲壮的“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周凯，张琴，《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8月31日）